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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西安事变后的蒋介石一度想取消国民党

发布时间:2019-06-29 21:31:45 阅读: 来源:卡盘厂家

导读:这一时期,蒋介石正致力于在国民党之外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的“大党”。据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,后兼三青团中央干事的何廉回忆:“一九三七年暮春,我第一次听人说起委员长打算在国民党内再组织一个党,并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。”

西安事变后,中共派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国共合作。据《周恩来年谱》记载:“他(蒋介石)这次谈话中着重的主题是:要中共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,只是同他个人合作。他这样表示: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,与他永久合作,即使他死后,也不要分裂,免得因内乱造成英、日联合瓜分中国。”

原来此一时期,蒋介石正致力于在国民党之外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的“大党”。据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,后兼三青团中央干事的何廉回忆:“一九三七年暮春,我第一次听人说起委员长打算在国民党内再组织一个党,并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。”另据三青团骨干康泽回忆:在讨论新党的名称时,主管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,曾建议在“三民主义青年团”前面冠以“中国国民党”字样,结果被蒋氏痛骂:“有你这‘中国国民党’几个字,人家就不来了。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,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。”蒋介石后来在一次讲话中坦言,这是因为国民党腐朽至极早已毫无挽救的办法。

延安方面同意成立“统一的民族联盟(或党)”,并推举蒋介石为领袖,希望以此换取蒋在行政区划和红军改编问题上的让步。

1937年6月4日,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再次面谈。周提交了一份《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》,但蒋对纲领兴趣不大,谈话的重心仍是中共与他个人的“永久合作”。

蒋告诉周恩来:要实现“彻底合作”,关键在于两党组织上的统一。延安方面提出的成立“统一的民族联盟”的主张很好,但不如干脆叫“国民革命同盟会”;而且在组织原则上,也不能像中共建议的那样松散。

延安方面对蒋介石“国民革命同盟会”的提议的基本态度,反映在他们6月26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当中:不反对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,但该组织必须“不干涉两党之内部事务,两党均保留各自组织之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之自由权”。这种设定,显然与蒋介石的期望相距甚远。

“国民革命同盟会”这个称呼,只存在了不足半月。6月下旬,政训处秘书长贺衷寒提出“三民主义青年团”这个新名称后,蒋介石觉得更符合心意。但一直到1937年末,三青团的建设始终没有多少大的进展。究其原因,与国共两党此一时期高层谈判的停顿有很大关系。

1938年2月,两党新一轮谈判重启。蒋2月10日又对周恩来表示希望两党“融为一体”:“竭诚盼望各党各派能够合而为一,并且为实现这个举国一致的新党起见,虽具有光荣悠久历史的国民党名义亦可以取消。……我始终认定我们要对外战胜,要革命成功,就只能有一个党,一个团体。”

为回应蒋介石,1938年3月份的延安政治局会议曾倾向于建立一个包括各党派参加的“民族革命联盟”,但这个联盟的功能仅限于协调党派关系,各党派仍保留其独立、自由的地位,显然不可能符合蒋的心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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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和直隶爆发,标榜“扶清灭洋”,烧杀抢掠教堂教民,杀害传教士和其他洋人。为保护使馆安全,各国驻京公使要求调卫队进京。5月31日,经清政府同意,各使馆调进卫队300余人。其后,团民陆续进入京城,活动不断升级。6月10日,各国公使感到危险逼近,决定增调兵力保护。当天,英国海军舰队司令西摩率领2100余名八国联军,由塘沽登陆,然后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发,中途遭遇义和团袭击。从此开始,一部分团民参加了同八国联军的战斗。

“英勇”来自上法吞符

对于团民在与联军作战时的表现,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极具“英雄气概”,说他们以血肉之躯与侵略军搏斗,英勇抗击,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,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颂歌。引以为据的一则史料就是:“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,遇有战事,竞冲头阵。联军御以洋枪,死者如风驱草,乃后队存区区之数,尚不畏死。”

这种情形在头一两次参加战斗的团民身上,确实存在过。如6月12日义和团在廊坊拦击联军时,团民“挥舞着剑、叉子和棍棒,迎着机枪的射击越跑越近……那些年轻的男人们,明显地处于极度疯狂状态,他们撒野地跑在那些疯狂人群的前面。……他们显示出使人震惊的英勇……持续了一个小时的连续速射……他们被击退,并确信他们已受到了沉重的打击。”14日,团民呐喊着企图夺取并摧毁装甲列车,联军猛烈射击,“但他们仍以惊人的勇敢向前冲,完全暴露在联军的火力之下,毫不顾及自己生命地挥着刀剑。当他们冲到最后六十或七十码时,一挺马克沁机枪向他们开火了……尽管盲信之徒极其勇敢……但当后面的队列踏在前面队列的尸体和倒下的伤员之上时,他们的勇气丧失了,扔下了长柄叉、大刀和火绳枪,为了宝贵的生命逃走了。”北京的团民开始助攻各国使馆时,亦“自恃其术,每出攻犹踊跃自效”,但被击毙多人以后,同样“渐知枪炮之不可避,遇西兵则相率鼠窜。”

团民初与联军战斗时的英勇来自何处?

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,神灵附体是骗人的。但调查材料显示,上法以后,团民的勇气确实来了。有些团民说:“磕头上法,大喊大叫地往前闯,看样子都忘了洋人的洋枪子弹蹭头发了。”“打仗时神护着你的身体,枪子来了就顺着身子的两边跑过去了。神让你累也不知道累,分外的有精神。”文献也有记载:“团中童子甚多,有年仅八九岁者,执刀临阵,自云上法后,身不自主,但觉气急不可耐,故前奔耳。”

那么,团民上法之后神就附体,“竞冲头阵”,“视死如归”的奥秘到底在哪里?一位团民的自述解开了这个谜团。

上法的关键不在念咒请神,而在吞符。“义和团每人一道符,用朱砂画在麦黄纸上。”为什么喝了符就有勇气?世世代代在义和门习武的团民索克恭予以最直截了当的回答:“画符用的红砂是兴奋药做的,喝过符一小时内,心神烦昏,光想打仗。一个时辰过了就没事了。”另一位团民说:“据说喝符仅能在一个时辰内管用(符纸可能用兴奋药书写,起心理感,实际并不能避枪炮)。”

奥秘就在“兴奋药”三个字。符是用掺了兴奋药的朱砂画的,喝下符就等于服用了兴奋药。兴奋药含有使人兴奋和暂时迷失本性的成分,所以团民喝下以后,“心神烦昏,光想打仗”;而且这种药只在一小时内发生作用,过了这个时间,人就恢复了原样。团民的“英雄气概”就是来自兴奋药。

尽管目前笔者只见到一位团民将“英雄气概”的奥秘曝光,显得证据略嫌孤单,但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答案是正确的。

首先,该团民世代习武,了解不为外界所知的绝密内情,他以当事人的身份揭示出请神附体、画符念咒背后所蕴藏的诡谋,证实了团民“英雄气概”产生的真实原因。喝下了兴奋药,团民处于神志不清的癫狂状态,既不知身在何种危险境地,亦不知枪炮可以毙命,光想打仗,所以只知抡着大刀向左右乱砍乱舞,身不由己地冒着枪林弹雨向前冲去。一个义和团的大师兄也坦然承认:“他们所以把自己弄成这样的昏迷状态,是可以避免对刀斫剑击的任何感觉。”这在不了解真实内情的外人看来,团民所表现出来的自然是视死如归、大无畏的“英雄气概”。

其次,合理地解开了不易为人们理解的某些谜团。神灵附体、画符念咒在小头目、团民和外人的眼里,仅仅是“取其形式”而已。其实并非如此,而是有其实际意义,即假借这种形式,让团民服用了兴奋药。

团民在战场上吞符念咒以后为何神志不清、如醉如痴如狂,毫无畏惧地向前猛冲乱杀?因为吞符便是服用兴奋药,精神失常,根本不能控制自己。

后面的团民见前面的同伙被击毙,为何尚不畏死,继续前冲?因为他们也吞了符,服用了兴奋药,在兴奋药的控制催动之下,意识不到前面的同伙被击毙,亦不晓得枪炮之厉害。

团民为何冲杀一阵便败退下来?因为兴奋药发挥作用最多只有一个小时,团民在这个时间之内可以充满勇气,“置生死于度外”,超过起作用的时间,神志清醒,便畏死逃跑了。

在练习时大头目们为何也让团民吞符念咒?这是为了让练习者表现出“神拳”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,使人们易于相信,欺骗煽惑更多的人跟着他们行动。

无独有偶,在与义和团相隔一个世纪有余的当今世界上,也出现了服用兴奋药的“勇士”。据英国《每日镜报》报道,“伊拉克的反美武装分子为了对付装备精良的驻伊美军,每当发起进攻前,都要服用一种类似于兴奋剂的特殊药物,吃后立刻感觉自己像‘超人’一样厉害,对美军毫不惧怕。”这一事例可以作为义和团“英雄气概”就是来自兴奋药的有力佐证。

战场上的真实表现

服用兴奋药所产生的勇敢只是一种虚假现象,不能证明团民的“英雄气概”。下面再看团民在抗击联军的主战场——天津的表现。攻击天津租界的战斗在6月13日打响,此时驻守天津的洋兵并不多,大约是廊坊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已被戳穿的消息传开,天津的团民连他们开始进攻时的短暂“勇敢”都未表现出来。

15日,义和团著名的领袖曹福田带领团民赴马家口前线,前面打着一杆红旗,上面大书一个“曹”字,侧书“扶清灭洋,天兵天将”。他骑着马,戴着墨镜,口衔洋烟卷,身穿青长衫,腰束红带,足蹬乌缎靴,腰间插着小洋枪,背负快枪,活脱脱像个黑社会头子。“手中则持一秫秸,语路人曰:‘汝等盍往观乎?但学我手持一秫秸,临阵一挥,洋人立即授首’”。许多人跟着前往观看。入城西门,出城东门,将近马家口,曹福田“辄曰:‘再进已有地雷埋伏,我已算出,不入洋人陷阱’。随由渡船渡河,意似赴河东车站,亦能与洋人战也。及渡河,不复南趋车站,而竟北越街衢,经锦衣卫桥至河北,又渡河而南,肃旅而归。”这样转了一个大圈,根本没有同洋兵打仗,便回来了。而犹“大呼‘大得全胜’,向居民勒得胜饼、绿豆汤,饱餐战饭矣。”他就是这么与联军作战的。27日,他向各国下了一道战书。次日,张德成率领号称“天下第一团”的四五千人到达天津,与他联名出示,29日与洋人“合仗”。表面上看,战书充满了对联军的藐视,显示了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。然而,29日他们却借口东南风不利,竟未出战,实际上不过吹牛骗人而已。以后直隶总督裕禄几次催促他们二人率领团民与清军一起出战,他们“乃藉口时尚未至,或云日干不利,任意推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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